《秦妇吟》这首唐代最长的叙事诗在诞生的当时，民间就广有流传，并被制为幛子悬挂；作者则被呼为“秦妇吟秀才”，与白居易曾被称为“长恨歌主”并称佳话。其风靡一世，盛况空前，曾盛传一时。后人将它和《木兰辞》《孔雀东南飞》并称为“乐府三绝”。然而，这首巨作却遭到厄运。韦庄晚年讳言《秦妇吟》，撰《家戒》自禁此诗，并向各处收回抄本，临终还嘱托家人不许挂《秦妇吟》幛子。其弟韦蔼给他编定《浣花集》亦不收录。致使宋元明清历代徒知其名，不见其诗。 直至近代，《秦妇吟》写本才复出于敦煌石窟。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拿走的古写经中，恰好收有《秦妇吟》。民国12年（1923）伯希和应王国维函请，抄录巴黎图书馆所藏天复五年（905）张龟写本及伦敦博物馆所藏梁贞明五年（919）安友盛写本两种《秦妇吟》卷文，寄回中国。后又经王国维和罗振玉整理研究，国人才得以见到这首失传了千余年的历史名作之全貌。 至于作者自禁此诗的原因，学界有止谤说、免祸说等观点。五代孙光宪提出止谤说。他在《北梦琐言》中说：“蜀相韦庄应举时，遇黄巢犯阙，著《秦妇吟》一篇，内一联云：‘内库烧为锦绣灰，天街踏尽公卿骨。’尔后公卿亦多垂讶，庄乃讳之。时人号“秦妇吟秀才”。他日撰家戒，内不许垂《秦妇吟》障子，以此止谤，亦无及也。”孙光宪认为是由于诗中句子引起公卿贵族的愤怒，作者才禁传此诗的，学者如翟理斯、何寿慈、张天健等赞成这个观点。 近代学者陈寅恪提出免祸说。他在《韦庄秦妇吟校笺》中说：“据《旧唐书·杨复光传》，王重荣为东面招讨使，复光以兵会之。又据两唐书《王重荣传》，复光与重荣合儿李祥于华州，及重荣军华阴复光军渭北，犄角败贼。是从长安东出奔于洛阳者，如《秦妇吟》之秦妇，其路线自须经近杨军防地。复依《旧唐书·僖宗纪》、《新唐书·王重荣传》及《通鉴》中和元年（881）九月之纪事，复光屯军武功，则从长安西出奔于成都者，如《金溪闲谈》之李氏女，其路线亦须经近杨军防地，而杨军之八都大将之中，前蜀创业垂统之君，端己北面亲事之主（王建）即是其一。其余若晋晖李师泰之徒，皆前日杨军八都之旧将，后来王蜀开国之元勋也。当时复光屯军武功，或会兵华渭之日，疑不能不有如秦妇避难之人，及李女委身之事。端己之诗，流行一世，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，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，所以讳莫如深，志希免祸。以生平之杰构，古今之至文，而竟垂戒子孙，禁其传布者，其故傥在斯欤？”陈寅恪对自己结论并未完全确定，但这一说法一提出，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学者冯友兰、俞平伯、黄广生、马茂元等都赞同此说。 现代学者徐嘉瑞在《秦妇吟本事》提出了新的说法：“最重要的有三个原因。（一）触犯田令孜。这一个原因，在田令孜未死以前，是很重要的。当时宦官的威力，是不可轻视的。所以‘内库烧为锦绣灰，天街踏尽公卿骨’，确是干犯宦者的忌讳。孟昭图被杀之事，可为寒心，何况‘宦者流星如血色’二句，更显明的触怒宦官。《秦妇吟》之自删，这是一个重要原因。（二）写洛下屯师抢劫，触犯时溥及其部下。以上两个原因，都是景福二年（893）以前最大的忌讳。田、时二人，都死于景福二年，由中和三年（883）到景福二年的十一年中，《秦妇吟》已大流行。田、时虽死，余党尚在。所以韦庄入蜀以前，都成问题。庄入蜀据王国维先生跋是在光化三年（900），即田、时两人死后七年，入蜀以后可以不必顾忧。但从中和三年到光化三年，这十八年中，都是最危险的时候。垂为家诫，当在未入蜀以前。（三）讽刺僖宗太过，为王建所不喜。这一个原因，是入蜀以前和入蜀以后一个总的重大原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