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3年，林海音五岁，随父母离开台湾到北平，在城南定居下来。小时候，他们全家人常常围坐在灯下，摊开地图，看那个小小的岛。母亲告诉她，故乡四周是水，他们是坐大轮船，又坐火车，才到这个北平城来的。 她在北平一住四分之一个世纪，在那里读书、就业，嫁入“红楼梦”般的典型中国书香大家庭。这个来自海岛台湾的小姑娘，完全融入了那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北方社会，是真正的“台湾姑娘，北平规矩”。 1948年底，林海音带着母亲、幼妹及三个孩子，仓促中离开北平，回到台湾。她长年幻想的遥远模糊的故乡，如今突然出现在眼前，怎不叫她兴奋呢？ 一上基隆岸，林海音就迫不及待要认识自己的家乡。只要一有空，她就和先生何凡（夏承楹）到处旅行。她天性好学，对生活充满好奇及热诚。她随身带着笔记本，认真看，用心听，随时问，还不忘随手记下来，就像她当年在北平当记者时一样。 那时，她每天不是出去找工作，就是从寄居的东门二妹家沿着仁爱路走到新公园的省立博物馆看书、找书。郁永河的《裨海纪游》、黄叔璥的《台海使槎录》、梁启超的《台湾竹枝词》以及日文图书《民俗台湾》、梶原通好的《台湾农民生活考》等，都是她的参考书籍。那时馆里的日文书不能外借，她竟然连细目都一一抄下来。 她也曾花“高价”八块钱，买了一本二手的日本作家池田敏雄的《台湾家庭生活》，这本书她一直珍藏到老。 每次从博物馆看完书出来，走在仁爱路的椰林大道上，林海音看着在微风中摇曳的椰子树，想到自己似熟悉又陌生的家乡是如此美丽，心里却很焦急，不断地告诉自己，孩子这么小，要努力啊，得找工作啊！忧愁不禁袭上心头。 从1950年到1953年，初抵台湾的几年间，林海音发表了将近三百篇散文和小品文，这些系列介绍台湾民情风土和历史典故的文章，拥有许多读者，尤其受当时从大陆来台的外省读者欢迎。 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，亲友接风叙旧，对她乡音未改很欣慰，她则常常不自觉地拿台湾和她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北平做比较。台湾四季绿油油，但绿的颜色看多了，她竟觉得很闷慌。她是那么怀念四季分明的北平，冬天的枯枝、白雪，秋天的红叶，还有那胡同的泥泞、尘土，都使她忘不了。 她不敢想北平，也不敢想在那儿的亲人朋友，她说：“想起北平，就像丢下什么东西没有带来，实在因为住在那个地方太久了，就像树生了根一样。” 有一天，朋友给她带来一张北平地图。客人走了，夜深入静，她一个人在灯下，细细地看地图上的每条胡同、每条街，牵回自己的童年。 于是，她把思念转成文字，写了一篇又一篇怀念北平的文章，写作时间从1959年到1964年。就在同时期，她还完成了另一本回忆童年的自传体小说《城南旧事》。 写怀念北平及童年的文章时，林海音离开北平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，但仍保留着许多生动的北京语言，像“老肥老肥”“车轱辘话”“心气儿这么高”“多咱”“数叨”“磕膝盖”“成年价”……这些质朴透明的北京话，就像树生了根一样，永植于她的心里，下笔时很自然地流泻出来。 1999年春天，我开始撰写母亲的传记《从城南走来——林海音传》。我从定居的澳大利亚飞到北京，追寻母亲在城南二十五年的岁月。著名的京味作家老舍的儿子（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）舒乙谈到这些年他与母亲接触的感受时说：“林先生的北京话没变，也没少，原样儿，整个儿一个原汤原汁，和四十多年前的老北京话一模一样，让人在惊讶中有一种久违的狂喜。她一会儿蹦出个老词儿，感动得老北京们忙不迭叫好，把她当成最大的知己。” 今天北京胡同里学生说的话在变，但林海音的作品保留了那个时代、那个阶层人的语言，这点是很重要的。 林海音到底是个北平化的台湾作家，还是台湾化的北平作家？这是个颇饶趣味的问题。文学评论家叶石涛说：“事实上，她没有上一代人的困惑或怀疑，她已经没有地域观念，她的身世和遭遇替她解决了大半无谓纷扰，就这一点而言，她是十分幸运的。” 我在写本文时，悠悠然回到我们住了二十五年的台北城南日式小屋，仿佛看到母亲正在灯下埋首写作的身影，心中不禁充满对父母亲及那段岁月的怀念和回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