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会复兴后福音派的主流观点：后千禧年论（Postmiliennialism） 　　后千禧年论认为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后再来，主要观点如下： 解经：以历史解经（Historical View）来解释启示录，虽看启示录为预言，但认为从使徒约翰时代一直至主再来为止，至今大部分启示录的记载已经在教会历史上发生。 一千年：千禧年不是实际的一千年，而是指世界基督化以后，地上会有长时间的和平与公义，这个时期就是千禧年。 千年国度：教会不是千年国度，但借着教会的宣教和社会改造工作，可以使世界逐渐基督化，在地上实现基督化的国度，而基督会在千禧年结束时再来。有些自由派的神学家则相信，千禧年会透过人类的努力及自然的演进而逐渐实现。 基督作王：随着福音的广传，人类的文明会不断进步，人类的道德及灵性会不断改善，世界将会变好，成为教会的黄金时代。这时基督会统治人的心灵，此时代就是基督做王一千年。 撒旦：在福音兴旺的教会时代，撒但是被捆绑的，意思是牠只能作神准许他做的有限的事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战胜撒但。 以色列：教会而不是以色列将承受神在属灵上赐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。 基督再来：千禧年之后接着是七年大灾难，每一位信徒都要经过大灾难。之后基督第二次降临，随即会有死人复活、白色大宝座审判，然后新天新地开始。 后千禧年论的背景及对历史的影响 17世纪启蒙运动以后，随着理性主义高涨，人本主义越来越有影响，认为世界日趋进步、繁荣与大同，和平与幸福美好之世界指日可待。在17-18世纪英美历史上的改革宗清教徒持后千禧年论，强烈主张完全照圣经彻底改造世界。1630年，清教徒领袖约翰温思罗普（1588-1649年）率船前往北美新大陆时，宣告北美殖民地应该是一个「山巅之城」，基督徒应该在那里建立彰显神荣耀的社会。1639年第一个美国的成文宪法《康涅狄格基本秩序》（The 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）指出，新世界的公共法律和秩序要按照上帝的律法和命令来执行。后千禧年论被用来指导制定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政策和法律，激发了清教徒在新英格兰建立神国模范、向印第安人宣教，以致当时的新英格兰被称为「新以色列」。 18世纪英国复兴的领袖约翰卫斯理（1703 – 1791年）、怀特菲尔德（1714-1770年）都持后千禧年论，马太亨利（1662–1714）的后千禧年论更是通过他写的圣经注释影响至今。爱德华滋（1703-1758年）经历了18世纪三、四十年代第一次北美大觉醒，认为圣灵带来的教会大规模更新就是千禧年在地上的实现，千禧年会在北美首先开始，主耶稣才会再来。1783年美国独立以后，芬尼（1792-1875年）经历了19世纪初第二次美国大觉醒，也接受了爱德华滋的观点。 18-19世纪是后千禧年论流行的年代，教会把宣教看作人参与促进神国降临的工作，推动了19世纪海外宣教运动的浪潮，新教宣教士从欧美被差派到全世界，包括中国。从1783年美国独立到1861年南北战争，后千禧年论是美国福音派中最普遍的观点，他们把大复兴、美国独立革命、宣教的成功、社会改良和废奴运动、科技和教育的成就都当作千禧年即将实现的标志。 另一方面，17世纪启蒙运动以后，欧洲社会基于圣经的末世论逐渐被世俗化为基于人本主义的历史观，认为人类可以在现世实现圣经中描述的终极理想社会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（1848年《共产党宣言》出版）相当于世俗化的后千禧年论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没有神的人间天国。同时，达尔文的进化论（1859年《物种起源》出版）广为接受，欧美社会普遍对人类的前景有无限的乐观和自信。因此，不少自由派神学家放弃十字架救赎的核心真理，推动社会福音运动，认为神国就在人的心中，人若能以耶稣的道德为模范，以爱与道德改造社会，社会必然会进步成为地上的天国。这种自由派神学逐渐占据了哈佛、普林斯顿等神学院，从自由派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的中国三自教会领袖吴耀宗、丁光训就持世俗化的后千禧年论，深受社会福音运动影响，主张以理想社会代替天国，以人的义代替神的义，主张因爱称义、凭道德得救，使三自教会成为建立人间天国的力量。 经过南北战争、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运动，暴露了人类的罪性，导致许多人放弃了对世界乐观、肯定的态度，后千禧年派在教会中几乎完全消失。但近年又有复苏的迹象， 「主权神学」（Dominion Theology）就属于后千禧年论，他们认为基督应该「接管」社会的每一个层面，包括政府，主张教会应将社会基督化，由此引进国度。